数字化是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技术环境，作为法典化载体的数字化有利于提升法典的可及性。
当然，如果要展示孔子礼法学的全貌，那还有待另外的专论。这就是董仲舒建构的《春秋》之法或《春秋》之大义，集中体现了《春秋》作为最高法的性质。
（二）律法学成于汉魏按照上文述及的律统三段论，秦汉魏晋时期的律，代表了律统演进的第一个阶段。子产犹众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贾谊以史论结合的方式提出一个假设：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他们建构法律意识形态的基本方式，是建构实在法之上的高级法，为现实政治提供终极性的法理依据。正如蒙文通之所见：由秦汉至明清，经学为中国民族无上之法典，思想与行为、政治与风习，皆不能出其轨范。
这个群体通常不掌握关键性的政治权力（当然也有例外），他们的主要志向，在于建构一个理想的公共秩序。在此基础上，李悝把各国的刑整合成《法经》，随后，商鞅又改法为律，这就是律之名的起源。经验法学解构法律的理想，强调法治的社会背景与工具价值，也可能将正义化约为收益大于成本的经济学价值。
说它是哲学或其他社会科学的组成部分，是因为它从哲学或其他社会科学理论的框架出发来对法进行观察和思考。关于基因治疗的大多数意见是表示支持。由于分析层面最为重要，讨论焦点逐渐呈现为后果思维的定位问题：它在司法方法中承担着什么角色？对待后果考量的裁判方法，可以区分出强、中、弱三种态度，我们用元方法论、例外论和吸收论分别指代。徐爱国教授将这样的法理学形象比喻为沙质的城堡，它初看起来宏伟壮丽，但却无法消弭不同学说派别的内在张力。
这种写作策略无可厚非，但随着讨论的深入，不同的方法和立场将被区分处理，它们与结论的支撑关系被分别检验。（十）法理学的学科性质之争：普遍法理学还是特殊法理学？法理学的学科自省来源于法理学者的危机感与进取心，落脚于法理学理想的构思。
这并不是指，什么是法理学的固有组成部分，取决于学者们的讨论参与程度和激烈程度。为了证明一个司法裁判是正确的，他们也可能运用后果考量或者通过社会科学方法解释法律条文。另一方面，它解构法律教义，强调法教义学的缺陷和社科方法对法教义学的同化。法学研究不是学者的个人独白，而是群体性的借鉴和批评，学术创新与学术繁荣都是在学派之争中实现的。
但是在核心议题之外，法理学的边界和话题并不总是明确而有限的。法理学研究当然不是无所不包的，它无意充当法学中兜底学科和剩余学科的角色，将其它法学子学科不处理的问题都接纳进来。更重要的是，法律教义本身也形成于后果考量，之所以在简单案件中可以径行适用法律教义，是因为这个做法通常符合好的结果。法理学的思想史，就是个不断提出主张再不断纠错的历史。
只要真正的问题悬而未决，争论和对话就会持续下去。但是在科学主义思潮和体系化思维的影响下，特殊法理学逐渐让位于一般法理学，只是间或充当这门学科的边角料角色。
到目前，情境命题和领域命题成为新兴权利概念分析的角力点。法概念之争是法律实证主义、自然法理论乃至社会理论法学对法律体系的规范性做出了不同证明或说明，而规范性转向本就是早期争鸣的结果。
就此而言，学术争鸣构成了法理学的存在方式和生命力所在。在价值上，宣传法律人思维，是我国法律从业者的营销策略与法学教育的正当化手段，还是有益于疏律维权、定纷止争并维护法律的安定性。 摘要：学术争鸣对中国法理学的发展具有特殊意义。每当两相争执不下，更多的理由就被提出，来支持或者反对特定的理由或观点，来填补可能的缺漏，使之更具有说服力。（一）法概念之争：法律是什么？回答法律是什么？，关键在于解释法律的规范性。法理学不同于部门法学，它的问题意识和研究对象超越了具体国别的实在法秩序和具体社会的法治实践，这就决定了法理学应当是普遍的或者可普遍化的理论。
面对法源概念的可能冗余和歧义，以及法源分类标准的不统一，回溯法源理论的元理论正在成为趋势。例如对分离命题、规范性、权威、自然法等的说明。
按照形式法治论的说法，法律是应对价值分歧的公共判断标准，这就要求法律具备形式合法性，法治也只呈现为一种构成性内在价值。尤其是近二十年来，法学的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法学作为自主知识体系的地位也慢慢得到社会认可。
在司法裁判性质之争中，无论怎样理解同案同判的定位，参与学者都间接表达出对法教义学立场的接受态度，因为依法裁判正是法教义学的基本承诺。（五）法律人思维之争：存在独特的法律思维吗？法律人群体是否拥有独特的职业思维？十年前，苏力与孙笑侠教授曾经展开争论。
学术争鸣代表了学者相互倾听与理解的努力，内在地要求了善意和同理心，并促使对方做出理论升级。拥有一项权利，意味着什么受到了认可与保护？按照利益论，答案是个人利益或公共利益。（二）进路：从方法论无意识到流派化发展学术争鸣提升了中国法理学的方法论自觉，在此之前的方法论无意识状态是知识暴食症下六经注我的结果。法理学的讨论，既需要运用到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的理论资源，也可以提供独特的命题或者显现后者的困境与误区。
例如关注权利的社会基础、权利冲突的利益权衡或者权利人活动自由的重要性。我们首先考察近二十年来中国法理学发生的十场学术争鸣，接着阐明学术争鸣之于中国法理学发展的意义，最后指出中国法理学未来的发展趋势。
一条论争侧线是，法治反对法律解释吗？肯定观点主张，解释结果可能偏离文本原义、破坏法律的安定性，也可能违背实证主义的法律概念观和严格服从观。这首先体现为法理学与部门法学的知识交织。
正式渊源与非正式渊源，必须的渊源、应当的渊源与可以的渊源，主要渊源与次要渊源，法定渊源与酌定渊源，效力渊源与认知渊源等分类方式相继登场。三、中国法理学的未来发展中国的法理学穿行于历史的丛林，但是它也没有迷失自我地无序生长。
有学者坚守伦理学的谦抑性，允许算法随机决定损害对象：自动驾驶的汽车应当是驾驶专家、而不是道德专家，碰撞困境的解决办法在于技术升级、而不是伦理原则。面对两种立场之间的漫长争论，我国学者主要采取了四种论争方式。考夫曼说法哲学是法学家问，哲学家答，这个说法对部门法理学尤其贴切。争鸣的背后，是我国法理学者面对传统法理学的缺陷与西方法理学的强势，寻求确立中国的话语体系、提供原创性理论的自主意识。
这不只是欲扬先抑的修辞手法，它也说明了争议的复杂程度。其一，以具体论战为切入点，反省其中的理由，从而巩固或者削弱一方立场。
它们的内涵无法从一般法概念（如权利、法律行为、法律后果等）直接推演得来，同时又有超越实在法进行阐释的必要。重新梳理这场争鸣，更为基础的二阶问题指向了司法裁判的构成性义务，一阶问题则涉及同案同判在其中的定位。
相比于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的论争，规范法学和经验法学是一组更加根本和全面的对立。关于新兴权利，法理学者的争辨集中在概念澄清和识别标准。
